梦中的橄榄树

  程念祺

 

  

留住时光 与你同在(李零悼李朝远)

  

 

  “在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哀乐,……在合适

留住时光 与你同在

  的地方放一曲我很喜欢听的《橄榄树》。”

李零

  ——李朝远遗嘱

 

  

朝远走了,悄无声息,很有尊严地走了。

  

 

  我和朝远是大学同学。在大学里,我们不在一个班,但他给我的印象却很深:人很温和,文质彬彬,笑起来很灿烂。大学毕业后,我分配到上海中学教书,而他考取了研究生。

谢谢周亚,时刻同我联系,告我朝远的病情,让我多次去看他。

  

 

  朝远的妻子是上海中学的老师。那时,他们在上海中学的家属区,有自己的一间十几个平方米的小屋。朝远住校,经常是星期六才回家。我有时候星期六不回家,他们炖一只鸡,煎一条鱼,就会把我找去一起吃。时间长了,成了习惯,我常常是不请自到,边吃边聊。朝远去世后,我经常会想起那一段时光,可是我再也见不到朝远了。

谢谢小马(马今洪),谢谢小徐(徐汝聪),谢谢你们陪伴朝远,谢谢你们告诉我,他是怎样度过人生的最后时光,非常坚强。

  

 

  对朝远的学问,我是非常佩服的。他师从吴泽先生学习先秦史,由硕士而博士。后得马承源先生赏识,到上海博物馆工作。在上博,朝远在青铜器考古方面,更是下了大功夫。他病后,有一天我去看他,他拿了一本《青铜器学步集》给我,并对我说:“都是些小文章。写大文章,没有时间,也没有精力。”说这话时,他的情况已很不好。这时,他心里经常想的,恐怕就是希望还能有一点时间,写一点自己最想写的东西。他是4月26日清晨去世的,而他的最后一篇文章,最后修改于4月14日。

屏幕上的照片,据说是得病后拍的。他站在一片寒冷的背景中,还是那么精神。

  

 

  回想起这些年每次单独跟朝远在一起的时候,他都会讲到青铜器。他讲起来总是很具体,如数家珍。朝远为学的态度是非常严谨的。谁怎么说,为什么这么说,他一旦讲起来,都要交待得清清楚楚。讲人家的高明之处,他那种钦佩、喜悦的神情,深深地感染了我。我记得,他曾经给我讲过他的《“青铜透空觚”考略》一文。那一次,从马承源先生对于妇好墓出土青铜器年代的见解讲起,他讲了很多,等于是把研究这一问题的学术史给我讲了一遍。他还给我讲了青铜觚铸造的形制与工艺演进的关系,讲了青铜器分期要注意器形与花纹的主要共有特征等问题。因为是讲“觚”,我就问朝远,孔子讲“觚不觚”,是否就是讲觚的形制已不符合“礼”了。他说,这样讲也不算错,但反映不出孔子讲这话时的心情。他说:“你不是很佩服冯友兰讲的‘具体的抽象’吗?觚就是孔子讲觚不觚时对礼的‘具体的抽象’。”我现在读到朝远的这篇论文,他是这样说的:“觚是饮酒器,在礼制中的地位很高,故在春秋大变革的礼崩乐坏潮流中,孔夫子会发出‘觚不觚,觚哉!觚哉!’的感叹。”朝远写文章,总是这样举重若轻,干干净净,意思传达得非常准确。

我没有太多话好说,不知该从何说起,追思会上,语无伦次。

  

 

  视野宏阔,思想活跃,有很强的批判性,是朝远治学的另一个特点。《青铜器学步集》中,收有一篇题为《兽面纹与查克雨神》的论文,副题是:“关于异地文化相似性的一个话题。”在这篇文章中,朝远从青铜兽面纹与查克雨神虽有着相似的外貌,但两者的内涵却不同这一问题的分析入手,指出:“查克雨神是人们对缺雨现象的不可理解、无法随心所欲驾驭之后形成的一种自然力人格化的结果,是生命和意志的灵物”,而“兽面纹所代表的鼎上物象,它可以是神的代表,又可以是巫的用器”,“它的本质特征在于他不是自由神,而是一种护身符”,它的“神威权力实际上是人间政治的神化”。在此基础上,朝远还分析了玛雅人长期以来“缺水的自然条件和较弱的社会组织,使自然神的雨神几乎处于独霸的地位”,而中国在“经历了短暂的酋邦阶段之后,迅速建立起了大型精密的国家机器”,“统治阶级有意无意地利用了社会对护身符的需求和敬畏,以兽面纹的形式在思想上完成了对自己政权的保护”的问题,并指出:查克雨神虽然是“至高无上的,但它的崇拜群则是不分等级、不受限制的”,而铸有兽面纹的各种青铜器,则是“用来‘明贵贱,辨等第’的礼器”;所以,查克雨神不会因为政权更替和社会生活的进步而退出历史舞台,“时至今日,骄阳似火,缺雨少水的尤卡坦半岛上,大规模祈拜查克雨神以求雨的场面仍不时出现”,而“西周中期以后,在周公‘敬天保民’思想的制约下,正宗的兽面纹逐步退出青铜器,代之以变形的兽纹和清新、解放、流动的线条,从一种象征符号蜕变成了纹样图案”,“彻底失去了护身的社会功能”。进行这样的分析和论述,朝远的目的,就是要说明:“对两地文化的某些相似性,不能仅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孤立片面地热衷于进行一件器物、一对纹饰的简单类化,而忽视对整个文化形态的综合研究”。

我只想说:朝远是我的朋友,也是大家的朋友。大家不会忘记你。

  

 

  如今,读着这样的文字,自然使我联想到朝远曾经不止一次地对我说,他在学术上的目标,是要把考古和他一直以来最感兴趣的先秦史研究结合起来。朝远的先秦史研究,是很扎实的,这有他的《西周土地关系论》为证。但更为重要的,是他对先秦史研究的历史和现况的了解。朝远去世后,我到他的办公室,帮他的家人收拾他的遗物,发现他有大量的本子、卡片和稿纸,上面抄写的都是先秦典籍中的内容。他曾投入大量精力从事上博简的整理;一些稿纸上写满了有关的内容,做了很多的记号。自到上博后,朝远夜以继日地研究古文献,研究金文和青铜器。我曾经问他,是不是如当初设想的那样,他也研究甲骨文。他说,时间太少,甲骨文只是识读,有《甲骨文合集》,随时翻看,研究谈不上。但是,有时候他跟我谈到某些古文字的释读问题时,他会讲到甲骨文,用手指醮着水就在桌上写给我看,讲得津津有味。虽然在这些问题上,我永远都只是个听众,但使我吃惊的是,朝远总是要讲出一番道理,联系到先秦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。我难以想像,在大量的行政工作之下,他竟能挤出这么多时间来读书。

“朋友”二字太重要,对我太重要。

  

 

  对博物馆工作,朝远也是充满了热情和激情的。他几乎走遍了世界上的各大博物馆,他说他很想把自己看到的那些世界文物的精华,用好的图片和文字介绍给中国的学生。当然,他也希望能写一本关于中国文物的图文并茂的书,献给中国的学生。他说,博物馆是有一种潜移默化的文化传承力量的,青年从图书上获得的文物知识,在看到实物时,心中是会涌起某种激情的。前些时候,博物馆讲解部的一个同志在朝远的追思会上谈到,朝远曾叮嘱他:要关心讲解部每一个同志业务水平的提高;上海博物馆每年要接待上百万的参观者,一定要使每一个前来参观的人都有所得而归。朝远生病期间,我有几次去看他,都吃了闭门羹。给他打电话,才知道他到博物馆去了;这也可见他对于博物馆事业深厚的情感。

我没有兄弟,只有姐妹,父母已经不在了,老师已经不在了,我的“天地君亲师”,都不在了。社会也好,单位也好,对我来说,都不重要。对我来说,最最重要的还是朋友。

  

 

  ……

我知道,早晚有一天,大树飘零,万木萧杀,我们都会相随而去。

  

 

  朝远最后一次进医院,我还以为跟过去一样,不几天就可以出院的。没想到,他这一次进去后,就再也没有回家。我每次去看他,他不是躺在床上,就是坐在椅子上。这时候,他已说不动话了。他总是紧闭着眼睛,忍受着极大的痛苦。我常常是坐在那里,默默地看着他。他知道我在,有时会睁开眼睛看看我,对我笑笑。有一次他对我说:“念祺,我难过极了。”这在他生病期间,是唯一的一次。

早晚。

  

 

  从朝远生病,一直到他去世,对于身体上的痛苦,他总是默默忍受。有时,我看他那种强忍的表情,问他怎么样。他总若无其事地说:“有点痛,不要紧。”直到生命的最后,朝远都极坚强地忍受着病痛的折磨。那天我走的时候对他说:“朝远,小昕马上就回来了。”他笑了。

后面依旧是灿烂的春天。

  

 

  小昕是朝远的女儿,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学位。朝远病危,母亲要女儿赶快回来,但朝远不让,要她放假了再回来,以免耽误学业。现在,说到女儿要回来了,朝远笑了。他笑得那样的高兴,我也高兴,而悲哀却随之袭来。那两天,我一直在惦着小昕快点到。所有的人都无能为力了,只有等小昕快点到。小昕很快就到了,每天都陪在父亲身边。朝远去世的时候,女儿也守在他的身边。她母亲告诉我,朝远当时很清醒,看到女儿又笑了,要求扶他坐起来。坐着坐着,他说:“我累了,让我躺下,我要走了。”

朝远走了,留下两本书。最后这本,《青铜器学步集》,这两天拿出,重新读了一遍。这是我追思故人的最好方式。

  

 

  朝远就这样走了;非常平静而有尊严地走了。他躺在病床上,再也没有痛苦。去世前,他告诉家人和同事,在他的生命结束时,就用歌曲《橄榄树》送他去远方。他不要其他任何追悼的仪式。

2007年7月13日,我和罗泰到病房看朝远。他还好,看上去还好。

  

 

  “不要问我从哪里来,我的故乡在远方,为什么流浪,流浪远方,流浪……;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,为了山间轻流的小溪,为了宽广的草原,流浪远方,流浪……;还有,还有,为了梦中的橄榄树,橄榄树……”在朝远去世后最初的几天里,我的思绪中,总是飘荡着《橄榄树》的曲调,但是我终于没有唱出声来。在朝远的性格里,永远隐约着一种忧郁的浪漫。他把自己沉浸在历史、古文字和青铜器中,把自己的忧郁和浪漫深深地寄托其中,这就是他梦中的橄榄树,是他远方的故乡……。

11月,收到他的书,简体排印,朝远觉得有点遗憾。

  

 

  

他在书前题了字:

  程念祺

 

  2009-6-20

敬呈李零:亦师亦兄亦友。朝远上,2007年10月30日。

 

“师”,我哪里敢当。“兄”,也不过虚长几岁。只有最后的“友”字,我最看重,欣然受之,倍感荣幸。

 

“学步”两字太谦虚。

 

读他的书,你读到的不仅是学问,学问后面,还有人品。

 

你会发现一个“人”,他对所有同行,无论长幼尊卑,都抱着虚心求教的态度,不是出于礼数,而是出于真诚。他善于倾听,别人的意见,哪怕一点一滴,他都不忘申谢,无论地位比他高,还是比他低,年龄比他大,还是比他小。周亚、慰祖、小马,还有我,还有其他很多人,大家的名字频频出现在书里。我很高兴,我是其中之一。

 

他的书,没有作者像。但我会觉得,有一双眼睛在看着你,像照片上一样,总是充满善意。他永远看到的都是别人的长处,即使商榷,也绝无恶言恶语。

 

读他的书,你能感受到他的为人,感受到他的心存厚道。

 

在这个“毁人不倦”的网络时代,在这个公众人物有如公共厕所的时代,厚道已经是一种古董。

 

古董当然很珍贵,就像他研究的青铜器一样。

 

“朋友”是什么意思?首先是平等。它意味着轻松愉快,它意味着赤诚相见。

 

我体会,朋友跟兄弟有点像,老师跟父母有点像。虽然
,我已为人父母,还在学校当老师。但我一直找不到当父亲的感觉,也找不到当老师的感觉。

 

前两年,在美国,见一朋友。他在美国教汉语,教了很多年,有一学生坐对面。他跟他说,你知道吗?我们中国有句老话。“一日为师,终生父母”,老师,你要记住,永远都是你的老师,到哪儿都不能忘了。此生不语,眼神麻木。

 

朋友不一样,我有些朋友,倒是终生为友,打幼儿园就是。哪怕几年不见面,依然肝胆相照,无言的尊重。

 

人这一生,真正能够像兄弟相处,平等相持,并不容易,小人永远站不直,不是点头哈腰,就是蹬鼻子上脸。他并不需要平等,也不理解平等,你跟他客气,他觉得可欺,你跟他讲心里话,他觉得你犯傻。他不知道,人与人还能平等相待。

 

我和朝远相识,是因为整理上博楚简。

 

1994年底,我受我的老师王世民先生委托,要我到上海帮马承源先生做事。那时,上海博物馆的新馆正在兴建,只有毛坯。小马来接我,还在龙吴路。

 

1995年1—7月,在北京,剪贴复印件,写第一遍释文。

 

1995年12月到1996年3月,在上海,剪贴照片,写第二遍释文。

 

第二次整理,最难忘。我还记得,1996年的春节,没回家,龙漕路的招待所,四处全是鞭炮声,我仍伏案工作。我很累,眼睛很累。

 

整理竹简,对我来说,最大收获,不是竹简,而是朝远。有此机缘,我认识了朝远,认识了上博青铜部的一帮弟兄和朋友。

 

新馆的顶楼,七八张大桌子排一块儿,整个青铜部,说干就干,大家都来帮我,朝远很忙,也来帮我,很多疏通联络的工作都要靠他来做。没有他的协调,这批竹简是不可能和大家见面的。

 

这是一个团体,一个朝气蓬勃善于协作的团体,一个让我们这些好讲“哥儿们义气”的北京人感到惭愧的团体。我跟他们,天天见面,吃能吃到一起,玩能玩到一起,聊能聊到一起,干能干到一起,工作效率极高。天底下还有什么比这更快乐吗?临走,我们一起吃了饭,在上博的门口,在上博的楼顶,和每个人一一合影。

 

照片还在,定格于那一刻。

 

有一天,上博楚简终于公布。2001年12月11日,《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》第一期册的首发式在上海博物馆举行。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座谈会上,朝远,只有朝远,提到了我的名字。他曾不止一次跟我说,只要他在,他会努力,上博不会忘记我。

 

我们曾多次通信,他有一封信还留在我的手边。信是写于2002年6月10日。他把2001年12月12日这一天的三份报道,《解放日报》、《劳动报》和《文汇报》的报道,一块儿寄给我。他跟我说:

 

对于先生在竹简整理中的贡献,我总觉得未能说透,这样有失公允,也有违学术道德和规范。

 

朝远的话,让我铭感终生。

 

古人云,“太上有立德,其次立功,其次立言,虽久不废,此之谓不朽”。这话很有名,号称“三不朽”(《左传》襄公二十四年),但遗憾的是,人们往往忘记的是立德立功的那个活生生的“人”,而记住的是他的“书”,如果没有书,大家就把他忘了。

 

古人不是这样理解“书”,更不是这样理解“人”。

 

孟子说,“颂其诗,读其书,不知其人,可乎?是以论其世也,是尚友也”(《孟子?万章下》)。

 

司马迁说,“余读孔氏书,想见其为人”(《史记?孔子世家》)。

 

知人论世,对于读书人很重要。

 

我是从朝远这个“人”读他的书,从活着的朝远读他的书。

 

后人没这个福份。

 

朝远的书,是他服务于上海博物馆16年间的学术记录,青铜器研究的方方面面,他都有所涉及。不但涉及他一向关注的社会史问题,也涉及青铜器的铸造工艺、艺术风格和铭文考证,还有评论,时间跨度很大,空间跨度很大。这些文章,最早写于1991年,最晚写于2006年,结集是在2006年的最后一天,很多是写于新世纪,特别是2004—2006年。这个集子是他在病中编的,很有纪念意义。

 

朝远的最后一篇文章是《曶鼎诸铭文拓片之比勘》,登在《上海文博》2009年1期。文章写于4月14日,距离他走只有12天。这是他的绝笔之作。读之,令人凄然。

 

说来惭愧,当年我跟张政烺先生读书,所学专业即殷周铜器。多年来,心猿意马,不能集中精力于一处。唯其如此,我才特别希望与同好有求教请益的机会。我从他的书里学到很多东西,从跟他的谈话学到很多东西。最近在香港参加首阳吉金的讨论会,我还引用过他论青铜鍑的文章。

 

1995年后,承他邀请,我曾多次去上博,看展览,做报告,参加各种活动。

 

读他的书,我会想起这十多年的往事,从他的旧宅(我是在那里第一次见到小昕)到他的新居,到他的办公室,一幕接一幕。我记得,2006年9月,上海博物馆展出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亚述画像石,朝远要我配合展览,到馆作报告,题目是《用中国眼睛看亚述壁画——从军事角度和艺术角度》。下班,他请我吃日本餐,在人民广场附近。我们喝清酒,上下古今,什么都谈。当时,我们讨论过两周青铜器中的一种小盒子。我说,2004年,在小邾国的讨论会上,我曾提出,这种放玉器的小盒子是古代妇女的首饰盒,学术界叫法很乱,其实应该叫“匱”或“椟”。他提醒我,前不久,陈昭容先生给他一篇文章,正好也讨论这一问题。后来,他把陈先生的文章寄给我,参考陈文,我对这一问题做了新的补充和研究。这是他生病前的最后一面。

 

现在,讨论匱的文章马上就要在故宫博物院的院刊印出来了,很想听听朝远的意见,可是他却不在了。

 

朝远的书,最后有个短跋,让人伤感。

 

他说,三十多年来,他一直喜欢两句话:

 

飞矢不动(芝诺)。

 

我思故我在(笛卡尔)。

 

时间过得真快,像飞矢一样,朝远已经不在。

 

但是打开他的书,往事又会扑面而来,好像就在昨天。

 

2009年5月26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

[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1-6-1 8:35:28编辑过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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